◎廖天元
从蓬安相如故城南门进去，不到五十米，抬头就看见“司马相如”迎面走来。
一袭灰袍，腰挎宝剑，面含微笑，步履轻盈。惊蛰刚过，春分未到，嘉陵江畔已萌发蓬勃生机，我从“司马相如”的眼里，看到一股按捺不住的憧憬。
我不知道这个小名犬子、后改名为相如（字长卿）的巴地少年是在什么时节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的，但我相信就是在这般春天，他乘着春风，泛舟碧波绿水，西至成都，后抵长安，去寻找人生之梦的。他固然知道一路艰难，但还是义无反顾，并在桥上写下誓言：不乘赤车驷马，不过汝下。
话说得掷地有声，没有回环余地，一如巴地汉子一贯的仗义豪迈。多年后，人到中年的司马相如做到了。汉武帝派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，那时的他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走过成都的升仙桥，光彩照人。
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不管古今中外，这背后摸爬滚打的艰难和辛酸自然不为人所知。我好想戴着VR眼镜，来一场时空穿越。站在2000多年前的司马相如面前，问他几个问题：关于琴挑文君，关于献赋为郎，关于受金免职……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真相？世人的赞誉与毁谤，他自己怎么看待？
此时我只能面对他的雕塑神游千里。嘉陵江静水流深，将历史深处的秘密一并带走。当然，带不走司马相如留下的故事和传说，还有他写就的赋文，在历史的星空中闪闪发亮。
这样的光，站在相如故城，更觉熠熠生辉光彩夺目。
蓬安，公元569年称蓬州，后在民国时期改为蓬安。这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，承载着相当光辉灿烂的文明。约公元前179年，司马相如诞生于此地，600多年后的公元507年，古人为之置相如县，表达出对司马相如的深切怀念和推崇。进入新时代，蓬安人民以“文化+”和“+文化”的理念，几年内把相如出生的故城修缮完毕，集中生动地展示出“赋圣”精彩的一生。城内建筑错落有致，古树参天，曲觞流水，一如春天姹紫嫣红。
故城外的嘉陵江畔，有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——百牛渡江，值得一看。
清晨，百十条水牛从嘉陵江岸出发，在头牛的引领下，秩序井然地游向江中沙洲——这样的陈述有些索然寡味，可要是人在现场，眼前旭日初升，碧波荡漾，动物有灵，其情其景必让人动容。有意思的是，牛群过江并非直线向前，而是快到江心时，它们会调整姿态，转个身，在水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圆弧，原来是水牛们借助水势轻松上岸。
这样的情形总爱让我想起城内的司马相如。可惜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，并没有遇到他期待的“顺势”，或者说想顺势而为却无能为力。
江畔生灵顺应天时，而古之贤者何尝不是在时代浪潮中找寻出路？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的行程，恰如百牛渡江般在历史的险滩中划出独特的轨迹。
不能不说，司马相如是胸怀大志的，要不两年后他也不会“改换门庭”。只是他的故事再次印证了老祖宗的预判，祸兮，福之所倚，福兮，祸之所伏。没有在临邛卓家走一遭，司马相如不会落魄到一无所有家徒四壁，他和卓文君就此永远不见，历史上再也没有《凤求凰》动人的旋律，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”等深情诗句，也就无从说起。
当然，历史在迂回中终为他打开另一扇窗。有老乡相助，司马相如在沉浮间被汉武帝相中，两个“雄才大略”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但当文学抱负与政治理想产生碰撞时，这种君臣遇合既成就了赋文经典，也留下了历史喟叹。但他还是有丝丝不甘，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，要有匡时济国之用，绝不甘心仅为一个文学侍从，仕途理想与文学抱负的交织，让这段经历沉淀为历史长河中复杂的文化回响。
人生总在荣辱沉浮中轮回。元狩元年司马相如持节再通西南夷，高头驷马过升仙桥的光焰背后，《汉书》却载其“受赂失节”之辩，后世聚讼纷纭，虽后复职，终成仕途遗憾。他的匡世济国之梦，因此注定烟消云散。
历史总是在实践的砥砺中给人以深刻启示。今人从司马相如赋中选择出诸多“金句”一一雕刻在坚硬的石头之上，渴望这些“金句”能安顿浮躁的灵魂。
青石铺就的小路蜿蜒向上，两旁褐色的石头显得极为厚重方正。我一俯身，见早春的小草已从中悄然探出头来。
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”这句出自《难蜀父老》一文，是司马相如深刻的领悟。
“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，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‘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’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”“慎微”之理，至今让人醍醐灌顶。
三月的相如故城，风有信，花不误，数棵三百多年的古树在阳光下生机盎然。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为姚莹所栽。这个在鸦片战争中和林则徐一起抗击英军的主战派，不以贬谪为意，在蓬州施行法治，反对贪赃枉法；重视农事，体恤民情；兴文重教，倡修玉环书院，在《蓬州志》上留下重重的一笔。
想必姚莹以及后来的当政者勤政务实，开拓进取，重视教化，与继承和发扬司马相如的人文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。
当然我们无法确证。但一个地方的文脉必定会薪火相传。此时，登故城高处远望，江水汤汤，长风浩荡。放眼蓬安大地，正绽放在一片繁盛的春光里。
廖天元南充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